副市长连续6次坐上被告席，释放什么信号？

同样因“行政机关一把手出庭应诉率100%”被写入湖北高院工作报告的，还有咸宁市通城县人民法院。

12年前，通城县一乡镇招商引入一家矿山开采企业。2020年，因政策调整，当地政府责令该企业关停。一年后，企业申请行政补偿未果，提起行政诉讼。

2023年9月，咸宁中院一审宣判，通城县政府败诉，双方均提起上诉。

“案子本身不复杂，但这个案子背后牵涉的争议很复杂。”该案二审承办法官、湖北高院行政审判庭法官胡正伟告诉记者，与此争议相关，企业也面临政府对矿区环境修复等费用的追缴。

为从根本上化解案涉行政争议，湖北高院法官到通城实地查看、走访各方，面对面交流、释法说理，并推动行政首长出庭应诉。

3月29日，通城县县长杨修伟到湖北高院出庭应诉。在湖北高院主持调解下，杨修伟与企业方就涉及矿山项目关停所引发的系列问题现场达成“一揽子”协议，并申请了司法确认。

行政审判一头连着老百姓或市场主体，一头连着行政机关，行政争议能否得到彻底、有效、妥善解决，既关乎群众的切身利益，更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形象。

“行政一把手出庭应诉，是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的有效手段。”湖北省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现代行政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谭冰霖认为，这起案件能当庭和解，是湖北法院推动行政负责人出庭变“一把手”应诉成效的缩影。

湖北高院行政审判庭负责人郑娟介绍，自2013年以来，湖北三级法院积极协调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纳入年度法治建设绩效考核体系，全省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由之前的不足2%大幅提升，自2020年起稳定在85%以上。到2024年，全省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已达95.3%。

专家：“一把手”放下身段参与庭审是法定职责

谭冰霖告诉记者，针对过去行政诉讼中“告官不见官”的现象，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正时，新增了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有关规定。但在一段时间内的实践中，仍存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偏低”“出庭不出声”“正职少副职多”等问题，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在化解行政争议、规范行政执法方面功能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作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尤其是‘一把手’放下身段，实质性参与庭审并作出针对性回应，不仅是其积极履行法定职责的客观要求，也有助于体现官民平等的诉讼关系、有效化解行政争议，提升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谭冰霖认为。

此前，湖北高院与湖北省司法厅联合出台意见，提出12条措施，推动建立行政“一把手”出庭应诉长效机制。该意见明确，涉及本级政府全局性工作或中心工作的案件、涉及履行招商引资行政协议、兑现行政允诺等影响政府诚信和地方营商环境的案件、社会高度关注或者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案件，明确原则上应由行政“一把手”出庭应诉。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前，应提前熟悉案情，充分了解相对人的诉求和主要理由，研究确定应诉及争议解决方案。出庭负责人应当积极回应法庭调查及当事人的质疑，并就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行政争议产生的原因以及解决方案发表意见，不得出现照本宣科、答非所问等现象。

上述意见还规定，对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但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庭审中拒绝就有关问题进行解释说明等行为，依照相关法律规定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去年4月，湖北高院在全省部署开展“行政审判质效提升年”活动，将调解、和解贯穿行政审判全过程，要求院长、庭长带头化解疑难复杂案件，做到依法应调尽调、能调尽调、调判结合、定分止争，积极为当事人庭外和解创造条件。

“黄石、荆州、恩施、荆门、鄂州、汉江等地两级法院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均达到了100%，‘告官不见官’现象已基本成为过去式。”郑娟介绍，湖北法院还加强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衔接，在全省推动建成119个行政争议化解中心，引导当事人选择行政复议、协调等非诉讼方式解决争议，行政诉讼收案同比下降10.55%。

（来源：极目新闻）